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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舱的日与夜
时间:2020-03-12 18:28       来源:文 | 本刊编辑部

 

住进武昌方舱的第二天,付丹看到有人在垃圾站收拾,将在地上扔得乱七八糟的垃圾捡起来放到垃圾箱里。她感到有些奇怪,清洁工怎么没有穿防护服呢。一问,原来那人是住在同一个病区的病友,住在159号床。

 

 

 

 

谢梦遥
采访谢梦遥 王雨娟
编辑金匝
摄影尹夕远
 
 
 

分流

 

那不是你的家。甜蜜的家,或者曾经甜蜜的,破碎的家,或者尚未破碎的。方舱医院是个临时搭建的医院,如果你真正理解方舱医院的概念,你会理解它所有比不上家的地方。但在一开始,不是所有人都能知道这一点。

 

「人还是比较恐慌的。」这是张伟对武昌方舱的最初感受。

 

她是半夜2点从家里被社区接出来的,一场紧急转移正在发生,仅仅3个小时前,社区才接到命令。她被告知要送去方舱医院,但具体去哪个,进行什么样的治疗,将隔离多久,「一切都不知道,都是未知的」。她后来回忆,那个夜里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,大巴在风雨交加的大街上等了3个小时,2月6日的5点20分,她终于入住武昌方舱的东区。那是个顶棚有几十米长的体育馆,作为第一波进入的病人,她放眼望去,全是一排排铺着白色床单的空床。

 

「哦,原来这里面会住这么多人。」她心说。

 

2月初,武汉抗疫策略转向,集中隔离取代居家隔离,重症感染者、轻症感染者与疑似感染者将分流至定点救治医院、方舱医院、临时征用的社区隔离点三处不同去向。首批三个方舱医院的修建在2月3日启动,武昌方舱所在的洪山体育馆正是选址之一。仅用了两天修建,首批方舱就投入了使用。

 

张伟是确诊者,但发烧已经是十几天前的事情了。「我说我都已经好了,就不用去占用政府的资源和这个名额了。」她说。但事实上,退烧并不能作为病毒在体内无残留的依据,高烧也不能作为重症患者的判断依据。

 

发烧39度的付丹,同样在2月6日那个雨夜,被送去了武昌方舱。严格来说,此时的她算不上官方定义的确诊。她做过核酸检测,结果还未出来。在体育馆外搭起来用于预检分诊的帐篷,医生看她的CT片,表示「已经很明确了」,于是她也被收进方舱。果然,当天下午核酸检验出来结果为阳性。

 

她已经连续高烧一周多了,直至5号晚上才被社区安排进酒店进行隔离。那个酒店开了三层,住着60多个病人,没见到医生,只有一两个护士。「酒店里面管理起来很复杂,楼层又多,互相之间传达一个信息都很难,人都叫不着。」付丹告诉《人物》,「有的人病重了,他还得给家人打电话,家人再想办法到了这个酒店门口,在酒店门口叫保安,保安再去找医生。」酒店里的全部病人都送去方舱进行筛选。

 

方舱开放第一天,混乱和有序同时发生着。病人按照床号顺序依次安排,床位渐渐满了。三餐有供应,药也发放下来。舱内没有志愿者,医护人员忙前忙后,穿着同样的防护服,分不清谁是医生,谁是护士。但病人的抱怨也一直没有停歇过。「主要是大家都很迷茫。每个人又希望医生能够对自己特别关注一些。」一个病人回忆。

 

最大的问题是冷。为了防止交叉感染,体育馆的中央空调关闭了。当天武汉最低温度只有5度,再加上下了雨,馆内极为湿冷。虽然每张病床上都有电热毯,但其中一些插座没有电。一个护士记得,在规模稍小的西区情况更甚,「有一半的电热毯是没电的」。

 

作为一个临时居所,方舱不是家。启动之初,很多设施还有待完善。洗漱台是十几个立柱状的面盆。装了热水器,但用的人一多,就跳闸了,后来的人只能用冷水。为了防止病毒在粪口传播,所有大小便需进行无公害处理,体育馆内的厕所关闭了。移动厕所设在馆外,没有来得及装灯,黑漆漆的。一些厕所的水管尚未安好,无法冲水。出门走到厕所的路上没有遮挡,有人淋湿了,回来又是发了一通脾气。

 

方舱承诺每天清洁两次,但没有人进来做卫生。摆着四台开水炉的大厅里,地上全是积水,老人慢慢地走,以避免滑倒。送来的饭菜经常是凉的。方舱里也没法洗澡。 什么样抱怨的声音都有。

 

一个年轻女孩突然哭起来,原来,她想到了因病去世的母亲。周围的病友纷纷予以她安慰,说着打气的话。那是个暖心时刻,但整体气氛依然很压抑,人们不得不联想到自己。「确实在这里面很多人,家里其他人也生病了。」付丹说。

 

张兵一家四口就被分隔在三个不同的地方。48岁的他在方舱,父母在医院,症状已经消失的太太则在社区指定的酒店里隔离。他发烧到39.4度,但他更挂念的是家人。他有两三个同学的父母去世,症状和新冠肺炎吻合,但没有确诊。

 

第一天结束的时候,付丹发现睡眠是个新的问题。有人打鼾倒是其次,方舱要维持运作,照明灯24小时开着。靠着一些安定片,她才终于睡着了。

 

武昌方舱医院内部 图源央视新闻
 
 
 

筹备

 

将时间倒退2天,湖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护士唐斟,是在2月4日下午3点接到命令的。早前医院征询支援抗疫一线的意向,她报了名。她是两岁孩子的母亲,领导因此反复询问她是否考虑清楚并得到家人支持;但同时,作为肿瘤医院里兼任的院感科护士(院感科工作包括防止医源性感染的培训、医疗废弃物的管理、消毒管理等),她又是前线亟需的人。

 

赶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和CT确定身体健康,当天晚8点,她和同事进入武昌方舱。时间紧急,作为肿瘤医院第二批派出的医护人员,她反而比第一批定下要去雷神山那40人,早两天到岗。

 

在4号这一天里,许多事情同时发生着。在湖南长沙,湘雅医院由10辆车组成的「方舱医院」车队一早启程,如果说体育馆起到的是「留观室」作用,这些可独立实现野外检查与手术的车辆才是方舱的关键构成。在广西柳州,市工人医院的呼吸科护士长梁艳冰早上7点就去单位集合,她和5名同事要去南宁搭下午4点的飞机。她们所在的这支广西队有100名护士,抽调自20余家不同医院。

 

这天晚些时候,包括湘雅医院在内的以专家为主的三支国家救援队,来自广西、河北四地的总计400人的护理团队,陆续抵达武汉。他们将与肿瘤医院等五家本地医院携手,将武昌方舱作为示范点共同运营。

 

此时方舱还在建设。「我印象最深的是,什么都没有,只有空床。搞不清楚哪里是进口,哪里是出口,哪里是我们换衣服的地方。」梁艳冰说。

 

各单位做了分工,湖北省人民医院统筹全局,肿瘤医院分配的任务是负责院感与物资分配。「说实话,刚开始来的时候,看到那个场景,你真的会有那种心态,感觉工作开展不下去了。」唐斟有一种无助的感觉。「什么东西都没有头绪。」考虑到医生仍然不足,五家本地医院主动提出,在各自原有的两医四护的团队上,每家再加派18名医生支援。

 

武昌方舱将设800个床位,两个体育馆分别做东区和西区。但肿瘤医院的团队看过场地后提出,床位太密集,相邻两张床的人站到间隔里近乎脸贴脸,不符合院感要求。经讨论决定,方舱将开设地下一层作为第三个区域。铺好的床被撤走了一小半。

 

另一个调整是,把全场通铺改为由20至50张床位为一个单元的隔断间。「因为你要设身处地为患者去想啊。」肿瘤医院副队长王俊向《人物》解释,「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至少要稍微隔一下吧。」病床是早先由志愿者铺的,颜色花花绿绿。志愿者退场后,为了统一色调,医务人员将床铺重新收拾,更换为白色的床单被套。

 

改造连夜进行。5日凌晨4点,6个可满足医疗需求的专用配电柜到位。配电柜体在鄂州,配件是由武汉送过去,组装完成后,再送回来的。市内建材市场停业,找配件也经历了一番波折。

 

看不见的地方,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。对于一个两天建成的传染病医院来说,一切都是新的,入院、值班、危重患者转院、出院、院感等制度,都需要不同工作组协调制定,并形成文字。

 

在方舱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,唐斟在宾馆躺下,看了下表,凌晨4点10分。「妈呀,我可不可以回(家)去啊。」她想。睡不了太久,8点要到岗。

 

 

运营

 

到了2月5号晚间,武昌方舱已经初具雏形了。东区为例,划为两个区域,省肿瘤医院和省妇幼保健院各负责100余张床位。所有医护人员由体育馆南门进出,北门用于接送病人和运走垃圾。馆内设清洁区、缓冲区、半污染区、病人所在的污染区,各区之间有门隔开。

 

医护人员除了在病区工作,也有一部分人需在外围值守。一切都是简易的。梁艳冰所在的「办公室」,其实就是一间更衣室,桌子是用做仰卧起坐的台子搭的。她在这里检查医护人员的防护衣是否穿好,用酒精喷壶进行初步消毒。房间里摆着一台对讲机,用于与病区联络、沟通需求。除此之外,舱内舱外各有两部公用手机。

 

仿佛进入一场真正的战争,突发任务随时下达。来自福建的国家救援队派来之后,很快抽调去了其他地方。广西队在5号接受了全天培训,晚上本没有工作安排,晚10点时突然被通知要派3个护士进方舱支援,随后命令又变了,12点前第一组人员(广西队分成5组)必须到位,临时去顶夜班。

 

那晚完成队员交接工作后,负责外围联络的梁艳冰发现没有车送她和其他几个同事回去。虽然有车停在外面,但她们调度不了,也没有联络电话。最后等了一个多小时,凌晨4点才坐上车回酒店。她几乎一夜没睡,7点钟又要起床带队去接班。好在从第二天起,对口接送的车辆安排下来。

 

病区的医护人员每一班4小时,最初是6小时,发现强度太大才降下来。穿着防护衣,汗透不出去,一个班结束,「全身都是水」。护目镜无法根据每个人的脸型去配,为了避免暴露,调得很紧,很多人的脸压伤了。进入病区要有三级防护,里面一层隔离衣,外面一层隔离衣,中间是防护服,戴两层手套。脱比穿要更慎重,也耗时更长,规范操作时间是40分钟。洗澡也占用了大量时间,按照要求,出舱后在体育馆里要洗30分钟,回到酒店再洗30分钟。(按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吴安华的说法,不需这么机械,洗干净即可。)

 

人人要洗30分钟,体育馆的热水供应难以保障,洗到后面水是冷的,再加上没有吹风机——在一开始就能考虑到所有这些细节实在太难了——室内温度只有几度,有几个同事因此感冒了。开过协调会后,上面派来电工,水冷的问题解决了,洗澡房也配了吹风机。感冒的同事和处于生理期的同事无须排班。

 

从医护人员的角度看方舱的运营,和从病人的角度看是不同的。「如果说比生活条件,那肯定比不上你社区。如果说比医疗设施,跟正规医院比那差了去了。很多患者一来,心理上面肯定是有落差的。」肿瘤医院副队长王俊说,「方舱是大灾大疫的时候,一个过渡点一样的地方,来了之后你有药吃,有医护人员给你进行护理。它里面可以有移动的CT,移动的DR,移动的检测车。」

 

卫生打扫不及时,是因为很难找到临时工,还是靠中南路调来的几个清洁工勉力维持,后来又从二桥借了几个人过来。热水器是因为一开始没装,病人住进去,再请人进污染区施工就太难了。饭菜偶尔是凉的或者未能赶在饭点发,是因为只有在医护人员交班时才能带进来,有时候没沟通好,就只能等下一班了,进去的人不能走回头路。「我说句不好听的话,在方舱有时候比在医院里工作还辛苦。在医院里面我就只负责他的医疗问题,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用负责。」王俊说。

 

按照方舱医院的收治标准,只接受由社区转入的65岁以下、没有严重并发症的轻症患者。但实际情况是,由于定点医院床位太紧张,社区将一些标准之外的病人也送了过来。王俊介绍,出于人性化考虑,方舱还是接受其中一些病人,包括一位80多岁的婆婆。

 

让一些病人感到不安的是,方舱不能输液,也没有ECMO(人工心肺)之类的急救设备。在反复要求下,直到第三天才有了供氧机。但从医生角度看,输液属于有创操作,对卫生环境有一定要求。最初没有供氧机和ECMO,也是因为那是重症病人才需要的。理论而言,轻症病人可以靠服药等待自愈,一旦病情恶化,转为重症,按分流处理方案,将送到定点医院。

 

但实际衔接没有这么流畅,有的病人在方舱里等了一两天才转出去。「舱内的要催你赶紧转,转出去的条件就是要有接收他的医院和有床位,你还要联系救护车,还要有相应的医生领导来批注,评估他的病情。所以一层一层(传上去),你就是一个中间人,两头都来说你。」护士唐斟说。她经手转出的几个病号,东一个西一个,去了不同医院,「确实一床难求」。

 

作为主要在舱外工作的护士,唐斟的工作时间比舱内护士更长,很多事情要协调汇报,头几天,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。她也想过,是否可以请求肿瘤医院增派人手。单位也有难处。肿瘤医院不是肺炎定点收治医院,但人手同样捉襟见肘。放疗科有大约1/3的医护人员处于隔离状态。一个同事的老公是定点医院医生,遭到感染,家属因此也要隔离。年后第一天上班,她就连轴工作了24个小时。当她来到方舱后短短几天里,医院又派出了两批人马去支援石牌岭与随州,「感觉医院都已经掏空了」。她告诉自己,挺过最初阶段,工作理顺就会好起来的。

 

武汉体育馆方舱医院外景 

 

其实,作为示范点,武昌方舱条件已算优越。医护人员有500余名,对应800张床位。以肿瘤医院值守的那片127张床位的区域来说,每一班有3个医生,十几个护士。每天上下午,还有一位国家医疗队的医生进舱协助。「说实话,真正能够叫方舱,其实只有我们这两三家。因为它有国家救援队,所以真的有那个(医疗)车,有舱。」一位医生对《人物》说。

 

第二批启动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,一位江苏护士告诉《人物》,她和两位同事要负责一个病区里的90多个病人,每班6小时。她所在的这支队伍一直在用自己带来的医疗物资,各自医院补寄过一批,但看起来还是有紧缺的危机。领导不断告诫她们省着点用,有些护士站的人不再穿最外层的隔离衣,「反正我接触病号的时间也少」,他们自我安慰。这位护士感到困惑:「后方比较吃紧,我们医院也被我们掏空了。如果我们的物资不够用的话,武汉政府会给我们提供吗?」

 

汉阳方舱倒是从建成就解决了病人的洗澡问题——电热水器装在了蹲便池上方,但药的供应却无法满足需求。2月13日,一个病人告诉《人物》,入舱三天来,汉阳方舱只统一发过一盒金花清感颗粒和一包「3号中药」。他自己带的抗病毒药阿比多尔(定点医院一般会给确诊者开三五天剂量的阿比多尔)快吃完了,他不是没提过要求,医生一直说没有药。方舱里也没有护士监测体温,要自己跑去护士站才能量。「你又不给我检查,你又不给我用药。我们其实要的是医疗,因为它叫医院啊,它不叫方舱隔离区嘛。」他抱怨道。

 

他跑去找医生。医生告诉他,这些问题天天在向上反映。更紧迫的情况是,很多社区安排进来的病人不符合进方舱的条件,他们在连夜筛查。「3天只睡了8个小时。」医生说。

 

 

 

舱内生活

 

住进武昌方舱的第二天,付丹看到有人在垃圾站收拾,将在地上扔得乱七八糟的垃圾捡起来放到垃圾箱里。她感到有些奇怪,清洁工怎么没有穿防护服呢。一问,原来那人是住在同一个病区的病友,住在159号床。

 

这次目睹对于付丹来说是个转折点。她本来也是充满消极情绪,躺在床上不想动,「159号」的行为感染了她,她想着自己可以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她发现,开水区地上总是湿漉漉的,原因在于热水器都没有装下水口。于是她跑到馆外,找了几个废桶,把管子接到里面排水,水满就倒掉。慢慢地她发现,不止她一个人在做这件事,一些人自觉地在行动。

 

床号最初排得有些混乱,护士梁艳冰得到任务,需要按列在地上重贴一遍床号。她发现戴着手套,扯胶布很不方便。而和她一起贴的一位医生,穿得防护服比较紧,根本蹲不下身子。很快就有病人主动来帮忙。贴了一会儿需要休息,又有人接力下去,梁艳冰很感动。

 

在护士发饭发药时,总有几个人上前帮忙。他们自作主张地命名了各自负责的部分,一区、二区、左区、右区。肿瘤医院团队注意到这种趋势,于是画了图,将区域分为ABCDE,从病人中选出区长,自我管理。应区长们要求,一个扩音喇叭送了进来。「有武器了,有时候宣传一下。」自荐成为区长的付丹说。

 

积极性就这样调动起来。考虑到垃圾里有汤水,总导致焚烧炉熄火,区长们号召大家注意干湿垃圾分类,汤水要倒到厕所里。有人拖地、收垃圾,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。方舱24小时不熄灯影响大家睡眠,付丹托在外的朋友买眼罩,跑了几个商店都没有。最后,她找到一个在社区组织工作的朋友,恰好有批给小朋友做游戏准备的眼罩,全部捐了过来。

 

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「信心树」,患者和医护人员可以用便利贴留言  图源我们视频

 

方舱正在慢慢进入正轨。空调系统经改造后,体育馆能供暖了,室温升到15度。新增了几百床被子,如果睡觉还感到冷,可以盖两床。厕所装上了灯,露天位置搭了避雨棚。在第三天时,吸氧机运进来了。第四天时,到了一批书,可供借阅。

 

重症患者陆续转走,每天都有医护人员查血氧了。一名心理咨询师被请过来,每天上下午各半小时,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。付丹感到,方舱里明显能听到笑声了。依然有人有抱怨,但转身给家里打电话,「你们能住就来这住,这里毕竟有人管,也更安全。」

 

舱外是另外一个世界了。微博上,依然能见到重症患者得不到床位的求助。最惨的个案往往能够得到人们的注意,得到大量转发。转发不意味着必然得到解决。对肺炎感染和疑似者「应收尽收」是一道死命令,但需要更长时间消化。

 

方舱里有了微波炉,又有了电视——但没什么人在看,大家主要看手机。自发打扫的病人带的衣服不多,怕弄脏没得换,请求提供雨衣披在最外,医生们干脆送去四个白大褂,有的连号牌都没取走。

 

在舱内,各种生活用品,从卫生巾、拖鞋、肥皂到指甲剪,提出要求后,基本都满足了。购买需要走流程,怕里面的人用不上,护士们送去自己的洗发水。有人要吃清真食物,有人有糖尿病,就专门给他们配餐。「送过来的时候你就要告诉我哪几个是清真的,我就要在上面进行标注,送餐的时候我们又要跟里面的护士说是哪几个病人,你不要弄错了,一定要发到他的手上。这都是很小的一些细节。」唐斟说。有人口腔溃疡想吃稀饭,唐斟把他的需求记录下来汇报上去。

 

在舱外世界,医护人员可能无力兼顾这些细节。在武汉九医院——这个二甲综合性医院临时变成定点救治医院,两个护士需要负责8个病危病人和45个重症病人。整夜不停地换氧气桶,汗流浃背。湖北孝感一名女护士,每天要上下五层楼,搬运数吨隔离病房里的医疗垃圾,因为医疗垃圾不能进电梯,最终因劳累过度晕倒在路边。

 

2月9日这天晚上,武昌方舱里,病人们自发跳起了广场舞。大家用手机进入同一个直播频道,伴奏就有了立体环绕效果。「其实动作看得清不清楚,齐不齐啊,是次要的吧。主要是在于那个心情。」付丹说。这在社区隔离点和医院是无法想象的事情,只有方舱,才能提供这样的人际互动。有医护人员对记者表达对交叉感染的忧虑,但没有成为主流声音。

   

 

武汉方舱里,病人们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跳起了广场舞 图源风视频

 

同样这一天,《人物》记者在追踪另一条线索,一批武汉中心医院的护工被他们照顾的慢性病人感染肺炎,被医院要求撤离。他们都是外来打工者,没有固定住所,也没有对接社区,露宿街头。并没有任何一种现行处理流程,适用于这一群人。在记者群扩散后,中国青年报的记者给他们找到了住处。

 

方舱里终于可以洗澡了。走在路上,人们彼此打招呼。每天有水果、有鸡蛋吃。每餐有三个菜,荤素搭配。元宵节那天,早餐吃的汤圆。病人们被告知,一天的伙食标准是120元。当一个赴武汉采访的记者在微博上开玩笑说,「吃得比我还好」,他遭遇了接连几天的网络暴力。「吃得不应该比你好吗?」网友对他说。

 

方舱通过情况摸底,组织病人成立了党支部。付丹是宣传委员,职业是民警、有着20多年党龄的张兵被指定为东区临时党支书。张兵高烧已经退了,他特别积极,一刻停不下来,忙前忙后帮医务人员分担杂务,一天下来微信运动显示走了一万多步。

 

主流媒体报道之外,这天里发生了一件值得引起重视的事情:在武钢二医院,一批患者在凌晨2点被转院,几位老人因为走不动,在停车场掉队,医护人员没有发现。在冷风中熬到早上8点才被路人发现,按转院单写的医院名字送过去,医院却说手续不全无法接收。直到此时,一个老人的家人才接到电话,知道转院消息,之前对整个过程一无所知。

 

扩音喇叭再次派上了用场,大家会一起唱《歌唱祖国》,「在唱之前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,但是确实你要相信大家在一起这个歌声的力量,包括这个正能量的东西,真真正正地感染了所有的人。」付丹说。

 

2月11日,张伟成为武昌方舱的首批28位出院者之一,这28个人里,最晚入院时间为2月9日。按照出院标准,病人需三天没有发烧,呼吸道的症状缓解,CT片显示病灶好转,核酸2次检测是阴性。「住进来之后住得还不想走了。」有人感叹。这句话上了电视。

 

截至发稿前,武汉已有13家方舱医院开舱,可提供救治的床位达到了13348张。下一步计划还将增建19家。十几天过去了,付丹还在等待出院,应该很快了,她准备把衣服、日常用品和被子统统打包扔掉。她注意到,方舱里,跳广场舞的人越来越多了,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坏消息越来越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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